作者：马欢欢（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所副教授）

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城邦文明。它的发现和识别是考古学问题如何识别文明的开始，也是西方学者识别和总结文明元素的重要基础。

19世纪中叶，被称为亚述之父的英国学者罗林森成功地释放了贝希斯敦铭文，意识到两河流域的文明早于古巴比伦。1877年，两河流域南部的泰罗赫遗址出土了拉伽什第七任长官古迪亚带有铭文的雕像和泥板文件，证实这是《圣经》中记载的苏美尔城拉伽什，揭开了苏美尔文明研究的序幕。1931年，学术界建立了欧贝德时期-乌鲁克时期-捷姆德特·前王朝序列那瑟尔时期。同年，乌鲁克遗址埃安娜神庙出土了大量的原始楔形泥板，证实了苏美尔文明的诞生。

1946年，考古学家根据泥板文件中记载的创造性神话，发现并发现了埃利都古城，两河流域南部最古老的城市。古城位于土丘上，面积约31万平方米。在欧贝德时期的遗迹中发现了连续建造和固定位置的宗教建筑。最早的祭室是长约3米的方形泥砖建筑，内有低矮的供桌，外有炉坑火化供物。祭室面积扩大后，出现了壁龛和祭坛。祭坛桌相比，祭坛是苏美尔神庙的典型布局。后来宗教建筑分为中殿和侧厅，祭室发展成真正的神庙。中殿祭祀神灵，侧厅焚化祭品，放置祭品，供祭司居住。随着寺庙面积的扩大(250多平方米)，形成了标准的三分布局。侧厅功能不变；中殿神坛两侧突出的墙堆构成了类似舞台的神圣空间；整个寺庙建在高台上，有坡道连接地面。高耸台基上的三分式寺庙是两河流域最具特色的仪式寺庙塔庙的雏形。居住在寺庙侧厅的专职祭司逐渐成为等级社会的新阶层。

两河流域文明起源的研究也进入了高潮，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考古遗址。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在《古东方新启示》(1934年)中，首次全面总结了埃及、两河流域和印度河文明的考古材料，提出文明的开始是使用文字、生活密集、机构复杂的城市。冶金术没有被列入文明元素，因为两河流域南部是在早期王朝引入的。在随后的《人类创造自己》(1936年)和《历史发生了什么》(1942年)中，他列举了近东文明早期的14个表现，并提出了三个共同特点:足够的剩余产品满足新的经济阶层；复杂的商业模式；利用灌溉等技术集约化土地开发。1950年，在《城市革命》一文中，柴尔德从当时最新的考古资料出发，提出了十个城市与村庄不同的标准，并将其概括为三个方面：人口规模和密度远远超过村庄，全职非农人口；通过庙宇或国王集中剩余产品，建设大型纪念仪式中心，支持祭司、精英、官僚和专业手工业生产者，生产或仪式活动采用进口外国原材料，有规律的长途贸易；发明记录系统和书写文字。

1958年，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举办了一场关于近东文明起源的研讨会。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和克拉克洪教授指出，文明社会只包括以下三个城市中的两个：5000多人；写作；纪念仪式中心。但许多学者更关注文明社会的本质，而不是元素的外部表现。

与会学者中，唯一在两河流域南部开展工作的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院的考古学家亚当斯列举了文明社会的三个特征：阶级分化，导致主要生产资源的控制权和所有权高度分化；地缘组织国家形成，政治、宗教的等级制度在行政管理中互为补充；复杂的劳动分工，除大量初级农业生产者，存在全职的手工业者、仆役、士兵、官员等。亚当斯的观点指导了两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也成为长期引领两河流域国家和文明进程研究的基本观点。在《乌鲁克农村》(1972年)一书中，亚当斯根据遗址面积将乌鲁克时期遗址分为乡镇、镇、城市和城市四个层次，提出两河流域南部的城市革命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人口增加和人口集中。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血缘村解体，建立地缘城镇。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战争的爆发将两河流域的考古重点从南转移到北。特别是自21世纪以来，经过20多年的材料积累，两河流域北部文明进程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突破。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喀布尔河上游布拉克遗址周边的调查，学者们结合遥感技术重建了该地区的长期聚落演变。结果表明，该地区从公元前5000年底到4000年初开始城市化，早于两河流域南部。它的城市化路线也不同于南部。在没有灌溉农业的基础上，它从分散的聚集聚集在一个强大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到公元前4000纪上半叶，已形成面积130万平方米的城市。二是底格里斯河上游的高拉遗址和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阿斯兰丘没有经过城市化，依然形成了类似国家的高度复杂的集权中心。

面对两河流域南北国家的多样性，罗马第一大学和阿斯兰丘领导人弗伦基潘教授于2018年提出了两河流域国家的四个标志：国家机构创造财富；官僚阶层（统治者以官僚的名义管理社会，形成垂直、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权力和运作模式高度制度化；权力世俗化，王权高于神权，或者王权已经与神权分离。受阿斯兰丘材料主持发掘研究的影响，她强调国家权力及其运作模式。她对国家权力及其运作模式的强调受阿斯兰丘材料主持发掘和研究的影响。该遗址位于马拉蒂亚平原，土耳其东部和幼发拉底河上游，高30多米，面积约4.5万平方米。到公元前4000纪上半叶，遗址遍布土丘，除平民区和贵族住址外，还有建在巨石基座上的三分式寺庙。寺庙中殿面积约130平方米，有大量批量生产的陶碗，侧厅也堆放了大量的陶碗和印花块，推测寺庙的日常食品和劳动力再分配。到公元前4000纪下半叶，遗址规模达到顶峰。寺庙被废弃，有40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宫殿。有小寺庙、储藏室、庭院、走廊、行政场所和贵族卧室，没有平民区。在堆积过程中发现了5000多个印花块，其中大部分是故意埋藏的A206号坑成为记录该遗址食品储存和消费的珍贵档案。还有大量的陶罐、陶碗和绵羊骨头与印花块一起出土。储藏室A在340中发现了175个印花块，都留在开封容器旁边，上面有30种图案，表明该房间进行了大规模的食品分配活动，程序复杂。储藏室的门锁印花块密封，说明储藏系统严密。III出土了制作精良的砷红铜短剑、长矛头等，房间入口有铜门插销，显示了统治者对军事权力的集中控制。以上都表明，该遗址有复杂的官僚制度和强大的集权经济和政治。但由于未经城市化积累，其政体极不稳定，达到高峰后迅速崩溃。

纵观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过程，不难看出，随着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南北差异，考古学家概述了该地区文明起源的不同发展路径，也揭示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也激励我们，当世界各地的文明开始兴起时，它们的外观非常不同，很难用统一的元素来识别或排除它们。相反，我们应该探索不同的过程和独特的图景来描述它们的起源、形成和发展。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9日14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