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都有户口本、身份证等证件，一方面是为了随时证明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方便国家户籍管理。甚至其他群体也有其特殊的证书来证明身份和便于管理，如学生证、老年证、驾照和各种资格证书。那么出家人辞亲割爱，完成了从尘劳凡夫到天师表的转换后，是否也有类似的证件呢？出家出行脚到当地丛林挂单(丛林系列第一篇文章提到，被戒的僧侣可以去十方丛林住宿，叫挂单)，是否也需要出示相关证件？

答案是肯定的。汉代佛教的僧侣不仅有僧侣（类似于普通公民的户籍），还有最后通牒和最后通牒（类似于普通公民的身份证），从建立中国古代僧侣管理制度开始。

现代律学巨头弘毅大师

1918年在灵隐寺受戒时获得最后通牒

一

僧籍管理制度的雏形

在汉朝时期，佛教第一次传播到中国。当时，统治者和人民都认为佛教是一种飞行虚空、阳光的神仙方术学习，属于义迪教。虽然汉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僧侣给予了很高的礼貌，但它显然使中国人民不能出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动乱的加剧和战争的频繁，政府的控制趋于放松，佛教发展迅速，僧侣规模空前扩大。僧侣数量的增加当然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但客观上也造成了许多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僧侣根据佛教专业实践，政府免除兵役，皇家、贵族、绅士支持寺庙田地不需要纳税，会导致大量劳动力损失和国家税收收入的大幅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对僧侣的这些礼貌，许多投机者也看到了这个机会。许多假慕沙门，避免调动的人以僧侣的幌子住在佛教里，但没有戒律，没有实践，导致僧侣质量急剧下降。这些问题不仅引起了政府和普通人对佛教和僧侣的反感，也对佛教的正法发展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东晋太尉桓玄是早些时候提出沙消僧尼的官员。他下令沙门有能力申报经典，畅所欲言，或者禁止修改，足以宣传大化。所有违反此的人都罢遣。桓玄认为，只有精通佛教典籍的人才能证明自己是真教徒。东晋隆安、北魏皇帝时期，南北政府先后建立了僧侣制度，政府任命的僧侣对佛教僧侣进行制度化管理，包括建立僧侣制度。此时，合法僧侣已登录僧侣制度，并有最后通牒证明身份可以通过通行证，最后通牒由僧侣发出。

2018年，灵隐寺传戒圆满成功

和尚为戒指颁发最后通牒

二

试经和度牒的正式确立

隋唐以后，政府加强了宗教事务管理，在宏路寺或尚书寺设立了寺庙数量、僧侣、寺庙主持解读等事务，同时保留了南北朝以来的僧侣职务，管理寺庙僧侣修复、戒律、财务等具体事务，僧侣管理制度基本形成。

当时，僧侣的管理也很严格。每个州县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僧侣可以通过考试，而且数量很少。例如，《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了玄奘大师的僧侣经历：

俄罗斯有洛阳的二七僧，时间上有数百名优秀的僧侣。法师从小就站在限制，站在公门的一边。时间让人大理卿郑善果从学者那里吸取教训，奇怪地问:儿子是谁？答以氏族。又问:求度耶？回答:然而。但是，以习近业微，不蒙比预。他又问:你为什么要出家？答:欲远如来，近光遗法。果深嘉其志，贤其貌，故特取之。

可以看出，当年有数百人有志出家，佛教知识优秀，但洛阳只有14个名额可以录取。如果玄奘大师不是偶然遇到考官，说远绍如来，近光遗法，只是年纪太小就足以埋葬佛教大师。

参照科举制度，唐中宗正式建立了试经度僧制度。《释氏稽古略》记载：(神龙二年)八月诏天下试童行经义，挑无滞者度为僧，试经度僧从此开始。初入佛门的人叫童行。勤学佛典，精修佛法后，经师父推荐，通过国家考试，才能正式剃成沙弥或比丘。虽然这种筛选考试与佛教的慈悲精神并不矛盾，但它可以识别僧侣的真实性，也可以调查僧侣的佛教素养，在提高僧侣的准入门槛和防止编造数量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到唐玄宗时，政府对僧侣管理进行了重大改革，即政府向合法僧侣发出最后通牒。只有获得政府最后通牒的僧侣才能享有国家免费免费特权。根据《佛教通载》：天宝五年（746）丙徐五月，制定世界和尚，并要求祠堂部发出最后通牒。僧尼必须随身携带最后通牒作为身份证明，后代遵循制度，未经最后通牒出家称为私人。

民国时期，虚云老和尚在广东云门禅寺传戒

三

最后通牒的演变和最后通牒的出现

唐朝实行最后通牒制度后不久，就发生了安史之乱。平叛战争使国家财政非常紧张。政府开始通过出售最后通牒来收取军事和政府费用。唐宋时期，最后通牒已成为政府的正常收入。正常收入。在宋代最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了最后通牒交子(中国最早的纸币)并行市场的情况。

明清时期，为了防止僧侣数量的快速增长，尽量减少销售最后通牒造成的混乱，政府采取了控制最后通牒数量的措施。明朝由僧侣记录部和道教记录部颁发，洪武从五年（1372）开始，24年定制，三年最后通牒，使僧侣和道士到北京参加考试，没有经典者被废除。与此同时，政府规定，每个有私人度的人都有80根棍子，40根棍子，僧侣和道教官员被解雇。

清初沿袭明制，天聪六年(1632)，确定庙僧、道以僧记司、道记司综之，凡懂经义、守清规则者，给予度牒。康熙年间实施的摊丁入亩政策(政府废除人头税，只收地亩税)无形中取消了僧侣的免役特权。除了信仰原因，僧侣没有经济效益。因此，从国家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最后通牒变得无关紧要。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度牒制度完全废除，只由寺院发出。随着最后通牒的出现，僧籍完全由各宗教团体管理，拜师受戒成为正式僧侣的唯一条件。

当代中国佛教协会统一印制的戒牒

四

最后通牒和最后通牒的形式

唐朝时，最后通牒是由尚书祠部发出的，所以大致类似于朝廷的法令。最后通牒中详细说明了僧尼道士的籍贯、俗名、年龄、寺院、十师传戒签名和官署。其格式首先是发起人的官称，其次是发起人的姓名、意愿和同意发起人的原因，最后是发起人的签名或印章。

在最后通牒的材料方面，唐代的最后通牒是由丝绸、锦素和母轴制成的。宋曾用纸制成，南宗仍用丝绸制成。元明没有改变。民国以后，没有最后通牒，只有最后通牒制度。

最后通牒不像最后通牒那样具有官方色彩，由佛教界发送。一般来说，受戒人、戒名、日期、传戒和尚、证戒人、教授、同学伴侣、同一受戒人、同一受戒人等。同时，由于最后通常会说明僧侣来自哪个寺庙，教师从哪个道德，剃须和其他个人信息，最后通牒不容易显示，除了他们的主人，一般只给两种人：一个是公安机关，以验证身份；第二个是住宿寺庙经理，这主要针对僧侣到达寺庙后，必须出示最后通牒，才能证明他们已经退出，被丛林所接受。

图文 | 杭州灵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