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撰文称，直播的兴起令许多中国人得以分享娱乐行盛宴，很多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了网红，为原本枯燥无味的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以下为原文内容：

去年，25岁的赵新龙（Zhao Xinlong，音译）跟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一起从父母家的农舍搬到了镇上的高层公寓。

但要适应新的生活并非易事。滦县是污染严重的钢铁重镇唐山市郊的一个破败社区，而在过去两年，赵新龙靠开出租车赚到的月收入已经骤减了一半多，而要在新的住处结交朋友也并不容易。

可每当夜幕降临，赵新龙就会在网上变成另外一个人：一个名叫“赵龙儿”的小网红。借助中国视频分享和直播应用快手，他每晚都可以面向成百上千的观众进行现场直播。他的粉丝总数超过了10万。

其中很多人都是屌丝，许多工作没有前途且自认为是失败者的人都喜欢用这个词来自嘲。赵新龙在网上与他们互动，给他们将故事、说段子，想到什么就聊什么。

广告主偶尔也会给向他支付一点钱，在直播中推广商品，包括减肥产品和来自越南的“金”首饰。他的多数粉丝也都来自中国东北部。他们会在网上与之聊天，有时还会向他赠送一些可以兑换成现金的贴纸。每个人赠送的礼物金额通常很小，但累计起来也比较可观：赵新龙每月靠直播赚到的收入约为850美元，大约是日常工作收入的两倍。

得益于社交媒体的帮助，互联网帮助各路明星吸引了更多关注，也拉近了他们与粉丝的距离。但除此之外，很多普通人也可以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成为小明星，与一小群粉丝展开亲密互动。

在世界其他地方，最受欢迎的网红都是YouTube、Instagram和Snapchat上的青少年偶像。25岁以上的人多数都说不出几个YouTube网红的名字，最多也就知道PewDiePie——这位瑞典游戏玩家在全球拥有5000多万粉丝。

中国个人直播业务的触角则下沉到三线城市，甚至偏远的农村地区。在那里，互联网是唯一一个既便宜，又好玩，还可以四处闲逛的地方。这些个人主播不仅会向粉丝播放视频，还会提供更多互动体验。

粉丝们会提出要求，与自己的偶像聊天，还会向其赠送虚拟礼物。其中很多观众本身也都是三流主播，他们正在帮助彼此走进大众娱乐业。

这是一个规模庞大、增长迅猛的领域。根据瑞士信贷的统计，中国网络直播行业规模去年翻了一番多，营收约为30亿美元。目前有100多家公司提供这项服务，用高额的分成吸引主播入驻（身为其中的一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欢聚时代去年第三财季通过直播赚取2.69亿美元毛营收，同比增幅超过50%）。

作为对比，位居全球第二的中国电影票房去年达到70亿美元。在中国的7.1亿网民中，有接近一半使用流媒体直播应用。

很多直播用户都是屌丝，他们希望获得免费的娱乐方式，有时候甚至用这种方式来代替爱情。女主播人数远多于男主播，但观众却以男性为主。政府已经出台了一些法规来规范直播业务中的灰色地带，例如，禁止以挑逗方式吃香蕉。

最成功的主播往往可以吸引很多年轻的单身男女，他们的粉丝有时会多达数百万人。其中最受欢迎的主播一年可以赚到100多万美元，几乎全部来自虚拟礼物，但多数也都可以幸运地获得每月几百美元的收入，而直播的内容则是千奇百怪：有的吃饭，有的搞怪，还有的按照粉丝的要求变换唱腔。赵新龙抱怨道，为了提升收入，他不得不多讲些黄段子。

2007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直播开始在中国崛起，原因是当时有很多商业模式存疑的互联网公司纷纷寻找新的生存方式。

六间房或许是第一家面向大众群体提供流媒体直播服务的公司。它曾经是众多效仿YouTube视频分享模式的中国视频网站之一，但在2008年大举烧钱后，该公司却未能获得新一轮融资，这也迫使其CEO兼联合创始人刘岩(微博)向直播行业转型。

2007年，奔驰花费30万元人民币（3.9万美元）在他的网站上直播了一场活动，而他的公司也开发了一种价格低廉的方式来扩大服务规模，让人们可以在直播的同时彼此聊天，并交换虚拟礼物。

这也帮助个人直播成为了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交游戏”，它独有的变现渠道无法复制到西方的主要社交平台上。在中国、韩国和日本这些近年来直播业务发展迅猛的地方，虚拟礼物很久之前就已经具备了隐含的货币价值。

现在，随着这种商业模式得到确认，所有中国互联网巨头都在挺进直播领域。欢聚时代和六间房等行业先驱必须与腾讯社交巨头展开竞争。

六间房2015年已经被宋城演艺斥资近4亿美元收购，但44岁的刘岩依然担任CEO。他一直在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了解哪种类型的主播最受粉丝欢迎，获得的虚拟礼物最多，甚至还会对面部特征、语调以及所在省份等观众偏好展开分析。

他近期还计划启动更有野心的计划：利用机器学习确定的特征来寻找主播，甚至对某些特征进行加强和放大。按照这个趋势，原本就在娱乐业的“长尾”上艰难生存的人或许会越发明显地感受到生活的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