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四提交给法庭的陈词中，苹果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想问的问题：如果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希望破解iPhone，那么为何不寻求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帮助?上周，法庭要求苹果配合FBI的要求，破解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凶手塞义德·法鲁克(Syed Farook)的iPhone。苹果被要求遵守已有几个世纪历史的《All Writs Act》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法庭可以要求任何人去做几乎任何事，只要这有助于执行法庭令，且不存在“不合理的障碍”。

很关键的一点是，该法案要求政府证明，没有其他可行的方式去执行法庭令。苹果认为，这一点目前尚不成立。

苹果的律师在反对法庭令的动议中表示：“相反地，政府未能证明，法庭令对于完成搜查是绝对必要的，包括尝试所有可能的提取信息的方式。此外政府并未证明，已尝试寻求或获得其他具备相关专业性的联邦政府部门的技术协助。这可能意味着，苹果没有必要提供政府部门所需的后门。”

苹果律师提到了纽约的一起刑事案件。在这起案件中，基于《All Writs Act》，苹果被要求协助解锁另一部手机。当时，联邦检察官对法庭表示，“在调查犯罪案件时，他们没有义务去咨询情报机构”。

不过，圣贝纳迪诺枪击案被定性为一起恐怖主义案件，因此FBI如果不咨询NSA，那么将会非常奇怪。NSA以“获得不可能获得的信息”而著称，而该部门的监控活动据称协助挫败了多起恐怖主义阴谋。

因此苹果认为，在圣贝纳迪诺枪击案中，政府部门尚未证明“没有其他可行方式”从手机中提取数据。

此外苹果还指出，在拿到凶手手机的第一时间，政府部门原本有机会获得其中的数据。当时只要尝试将手机数据备份至iCloud即可。

苹果表示：“在没有咨询苹果或了解iOS公开指南的情况下，政府部门修改了关联至凶手账户的iCloud密码，导致手机没有办法向iCloud自动备份数据。”

不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首席隐私保护技术专家克里斯·索霍安(Chris Soghoian)表示，政府部门之间没有紧密合作原因很简单：政府的真实目标并不是解锁这一部手机，而是建立法律先例，强迫苹果等公司解锁自己的产品。“

索霍安表示：”如果FBI利用某个漏洞去获取数据，那么就无法获得他们想要的法律先例。“

苹果也持同样观点。苹果在陈词中表示，如果政府部门此次成功迫使苹果提供软件后门，那么未来也将可以迫使其他公司或个人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