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出版已30年。近日，富有争议的批评家朱大可发文，从此书说开去，认为“中国人依然丑陋”。

在朱大可眼里，中国“自上而下形成庞大的互害型景观”，人们“贪婪、无礼、粗鄙、说谎、投机、好赌、哄抢、欺诈、剽窃、冷漠”……不仅如此，自省能力还严重匮乏，远不如鲁迅生活的“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

除此之外，朱大可还试图将中国人的人格障碍程度进行量化，用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得出的结论是：只要27个人中有1个患有“文化人格障碍”，就触发了足以让人警戒的阈值，文化人格障碍这种高传染性病毒若任由滋长，就会动摇中国社会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伤害。

按朱大可的计算，中国这个数值已经高于1/27（达到了1/19），我们很可能已经走近“伤害人类文明”的开端了。不过读者先别着急，更有趣的是朱大可1/27这个比例的由来：他借用引起全国恐慌的SARS数据，即SARS患者的比例1/270000，直接放大了1万倍。朱大可将这1万倍称之为“加权”。至于为什么要加权1万倍，而不是10万倍或10倍，他并没有给出解释。

以下为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洞见》所载朱大可原文，原标题《朱大可：30年后，“丑陋的中国人”依然丑陋》，至于中国人是否“依然丑陋”，“丑陋”到什么地步，交由读者评判。

在柏杨先生《丑陋的中国人》出版30周年之时，不妨来回顾一下这个议题的两位主要引导者。

首次谈论国民丑陋性的著名人物是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里，鲁迅以黑色喜剧的风格，塑造出一个旧帝国底层的代表性人物，成为当时中国人的共同精神肖像。鲁迅是幸运的，他生活在富有自省能力的民国时代，所以没有受到太多非难，反而因这部小说（也许还应加上《狂人日记》等）而成为宗师和不朽者。

但柏杨未能享用到这种文化待遇。他的《丑陋的中国人》，引发20世纪第二次民族国家的自我反省，却遭到台湾民众的激烈攻击，而中国大陆亦从1980年代的倾听转向了谩骂。在狭隘民族主义思潮的包围中，任何自省和反思的努力，都会面临声势浩大的敌意。

但无论如何，前有鲁迅，后有柏杨，中国人终究为自己留下了几面自省的镜子。这是本国的终极精神财富。它不仅是说出真相的勇气，更是一种洞察恶疾的智慧，并最终成就为伟大的品格。反思力的存在，或者说，拥有足够的自我批判的力量，是衡量民族国家是否健康的重要标尺，也是所谓“国家软实力”的坚硬核心。

柏杨所使用的“丑陋性”或“丑性”一词，属于美学范畴，跟美感和生理反应密切相关;另一种社会学语词也曾被广泛使用，叫做“国民性”;我们也可以套用生物学语词，把它跟“中国病毒”挂钩，更可以租借心理学术语，将其描述为“中国综合症”和“负性文化人格”，等等。而我则更倾向于使用“文化人格障碍”之类的中性语词。所有这些语词都从各自角度，向我们描述了病变的基本状况。

令人难堪的是，柏杨的警告没有奏效，反而成为难以解决的跨世纪难题。在“中国式病毒”的大肆侵袭下，30年以来，国民人格的集体性崩塌，已经势不可挡。人们从正直、法治、诚实、信用、勇气、胆略、独立、尊严、教养、责任、勤劳等美德中大步退出，转向贪婪、无礼、粗鄙、说谎、投机、好赌、哄抢、欺诈、剽窃、冷漠、甚至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在空气、土壤、食品里投毒，自上而下形成庞大的互害型景观。满目苍夷，一地鸡毛。这的确是丑陋的奇观，剧烈地伤害着我们的眼睛和心情。问题在于，对人格障碍的基本觉知，仍然没有建立起来。而没有诊断与报警，就没有改造和疗愈的空间。

有一种“理性的声音”宣称，感染这种病症的只是极少数人，因而“丑陋的中国人”的描述，毁损了大多数人的形象。这种貌似政治正确“多数论”，始终是探讨问题的理论瓶颈。常识告诉我们，出现“集体性人格障碍”的比率，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都足以构成一种危机。文化人格障碍是一种高传染性病毒，如果缺乏鲁迅/柏杨式的警觉而任其滋长，就会动摇中国社会根基，甚至向外部世界蔓延，对整个人类文明产生伤害。

为了更清晰地表述这个观点，不妨援引SARS（非典型性肺炎）作为例证。当年中国的SARS患者，官方数据是4698例，而中国人口时为13亿，这意味着病患者仅占总人口的1/270000。但它已经引发巨大的公共卫生灾难和民间恐慌。这种现象就是“SARS效应”。以上述比率为基础，再放大10000倍作为加权，就构成测试社会感应度的“SARS指标”。它的意义在于，在14亿中国人中，只要27人中出现一位人格/伦理障碍者，就足以描绘整个民族国家的不良图像，并触发关于集体人格障碍的警报。

但中国的实际情形，远远超过了这个指标所描述的范围。另一典型案例，是四年前发生于广东佛山的小悦悦事件。2011年10月13日，2岁的小悦悦（本名王悦）相继被两车碾压，7分钟内，18名路人从她身边经过，全部视若罔闻，最后，小悦悦被第19位路人——拾荒者陈贤妹所救，但已回天无力，成为道德冷漠的牺牲品。这则新闻对“SARS指标”做了根本性倒置，也即以1/19的比率，描绘出文化人格危机的严重现状。在19人中间，只有1个人是正常人，没有遭到病毒的侵蚀，这就是“小悦悦指标”。它虽然源于单一“样本”，却有广泛的警示意义。这个幼小而脆弱的生灵，对中国人的文化人格障碍，做了严厉的控诉。任何稍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对此无动于衷。

另一则经常被引用的自慰式格言是：“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它的意思是，尽管母亲又老又丑，忠孝的儿子不应嫌弃。在古老乡村社会，这种道德劝勉是有意义的，它捍卫了家庭伦理的基本结构，而一旦将其转换到国家叙事层面，就会出现严重的逻辑错误。“丑陋”一词的所指，恰恰不是“祖国”，而是每一位人格破产的个体（“子”）。正是那些作为个体的“无名氏”（路人、顾客和游客），以其出现在新闻或日常生活里的丑行，拼贴出祖国（“母”）的负面容貌。

据说，鸵鸟在被追急的时候，除了扬沙踢腿，还会撅起身子和屁股，把脑袋埋进沙里，以为看不见猎手，猎手就不复存在。这类自作聪明的鸵鸟，在中国很多，而他们营造的“沙窝生活”，无助于难题的解决，只能加剧文化人格病症的恶化。

“人格障碍”的疗愈和改造，是一个比觉知更难讨论的话题。鲁迅和柏杨，未能来得及出示有效的疗法。但已经有部分中国人觉察了自身的问题，并试图接受真理，寻求有意义的生活，由此形成学儒、读经、禅修、拜佛和瑜伽等方面的宗教性潮流。尽管这些活动有时还驻留在事物的表层，犹如一场时尚表演，但如果这种时尚能够变成生命的内在需求，深入骨髓和灵魂，就有望成为自我疗愈的良方。

宗教疗愈的最大障碍，在于导引者方面出了麻烦。在仁波切、大法师、上师、大师和骗子云集的时代，究竟有多少真正的精神导师，这才是修行者的最大困惑。著名的佛寺主持——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正在面对各种匪夷所思的道德指控，尽管事实尚待澄清，但它已经加重世人的疑虑。导师问题成堆，他们所推销的“思想”，又如何能令人信服?

早在民国早期，蔡元培就发现宗教疗愈的诸多“弊端”，试图以“美育”取而代之。这种集体疗愈的策略，就是放弃病入膏肓的成人，转身从孩童教育入手，以文艺为药剂，陶冶情感，消除“丑性”，令文化人格在教化中变得美好起来。

“蔡元培策略”的核心，是在德、智、体、美、劳五育里，把美育推到最崇高的地位，而用于美育疗法的途径，除了建筑、雕刻、图画和音乐与文学外，还应包括“美术馆的设置，剧场与影戏院的管理，园林的点缀，公墓的经营，市乡的布置，个人的谈话与容止，社会的组织与演进，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在所包，而自然之美，尤其重要。”（原载《现代学生》第1卷第3期）。其中的关键正是“社会组织的演进”。假如“社会组织”已经腐化，丧失美的结构和体貌，就无法指望它能提供美育榜样，引领民众走向有良知的健康生活。

跟宗教疗愈困境相似的问题是，究竟由谁来承担这神圣的美育使命?众所周知，中国教育正在陷入“主体性危机”。作为教育主体的美育机构，一旦沦为官僚机构，被各种谎言所充斥，而教育者缺乏美感根基，甚至连人格都充满阴影，又何以推行正确的美育，将学生带入美好的生命感受?美育是一种严密的代际传承结构，其中一代人所受教育的好坏，取决于上一代人（教师）的品质。蔡元培的“美育”信念，只能基于对当时教育体制、教师人格和基本美感的信赖，但在21世纪的语境里，这些支撑性要素都在瓦解和流失。

“柏杨难题”的解决，暂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