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从缺乏照明且狭长的过道走过来，被几位助手簇拥着。虽然身材瘦小，但任何人都会立刻知道，这一群人当中，他才是主角。在窗前的微光中站定，他微微欠身，问好，就座。他礼貌、谦恭，但绝对强势。对每一个问题，他有问必答，从不掩饰，回答坦诚真切，同时滴水不漏。拍照时，他一套套换衣服，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做出同样的表情，用不带个人情感的职业化态度对待这项工作。

对话中，这个一直被巨大争议所遮蔽的年轻人，袒露了内心深处的想法，关于财富、权力、社会公平、富二代、垄断，关于孤独与死亡。

我不要一个行业都做到99分，我就要做五个行业，都做到80分

问：如果仔细看你的访谈，会发现你经常提到一些在艺术和思想上影响过你的人，电影方面的岩井俊二、蔡明亮、王家卫。作家中，有苏童、史铁生、王小波，这些人的作品风格你会喜欢，会让很多人惊讶。但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没有这些人的痕迹?为什么作品的差别会这么远?

郭敬明：我涉猎的范围很广。在初中、高中我们疯狂阅读的时候，我在自贡，没办法接触到很多类型，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看到的比较多，我喜欢这些文艺的东西。2000年去了上海，这是我人生最黄金的14年，它对我的性格多少是有改变的，包括视野、审美取向。上海是特别务实、国际化的城市，它的很多文化审美很西化、国际化，它会带来很多日本、欧美文化的东西，这样的情况下，你的视野、眼界比在自贡的时候要开阔很多。你会接触更多的类型，这样会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就像我看电影一样，我喜欢看一些很闷的电影，比如金基德的电影，像《莫比乌斯》，我看到后面都哭了，很压抑，我觉得这是它能憾动人的东西。

但是，我是不是要拍这样的东西?不是，这就是我的选择。我可以喜欢很多类型，比如我也喜欢交响乐，那我就不听流行乐了?不是。我也很喜欢流行的歌曲，要是让我在电影里面选择，我也可能会选择电影里的流行歌曲。有些人是在很窄的范围内，只看一个类型的书或片子，但是有些人什么都看，口味很杂。我可能偏向后者，而且我发现我可能擅长于大众都能接受的东西。但是到了很文艺、很厚重——比如王小波、王朔、莫言的高度——我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没有到那个位置。

问：但你想有一天能到那个位置吗?

郭敬明：不勉强，很难，一两百年留得下一两个人就不错了。在电影的层面，好的商业片、类型片是可以通过学习和练习，通过好的资源整合去做出来的，但是传世的经典作品真的是可遇不可求。每个导演都想拍出那样的作品，但不是每个导演都做得到。对我而言，起码目前为止这不是我的目标，太好高骛远了，我拍电影还没有一年，就想拍出《辛德勒名单》，这是不可能的。写作上我也没有那么深的追求。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的经历，我的天赋、才华。我很聪明，我可以学东西学得很快，但要是今天要求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写作上来，承诺说会取得很好的成功，达到很高的位置，但是要牺牲其他很多东西，我的衡量就是，我不愿意。这就是我最简单的判断。

终极目标是去拿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或者多高的文学大师的地位?这不是我的人生价值。不一定要按传统的类型要求自己，比如要得什么奖，要写得多深刻。我意识到我不能到达博尔赫斯那样的大师的地位，而且我觉得金庸也不错，哈利波特也挺好，五十年、一百年之后提到金庸，你还会记得他，那你说金庸的作品算不算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学?其实也不是。

人的观念在渐渐发生变化，时代向前推进，曾经的主流和经典反倒变成了边缘，现在再向年轻人提到我们曾经认为是经典的东西，他们可能觉得很偏、很冷门。但是余华、莫言等，曾经是绝对的主流。随着时代的发展，怎么去定义谁是主流，谁是权威?价值标准都在发生变化。王朔刚出来的时候，有人说，这是什么痞子文学啊，根本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现在都说他是大师。所以后来我不再纠结，我的性格、审美使我不爱走极端。当然，阅读门槛很高的东西，我也很喜欢。

我的人生价值观取向就是，不是要一个行业做到巅峰、做到99分，去无限地追求，我就要做五个行业，每个行业都做到80分，我的人生体量是400分的总体量，而你是99分的总体量，你很难说是99分更成功，还是400分更成功，我可以又做作家，又做导演，又做商人，每一样我可能都做不到最好，但是我做得都还不错，都是在优良的阶段。这样人生价值实现出来的东西也可以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

问：这是在后来你的可用资源、你的协调资源人脉的控制能力能达到更多行业的时候，才有这个想法，还是一开始写作的时候?

郭敬明：渐渐地在这个环境里面产生的判断。从写作开始，你会面对很多诱惑，就要有很清晰的敏感度去判断哪些你能去做，哪些不能做。我以前也被叫去当歌手，去演戏，但是帮别人做过这些之后，知道这不适合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清晰地明白哪些我有能力去做，哪些有兴趣做，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开始不会有那么清晰的人生规划。

不能因为有钱，就定义这是罪恶

问：在所有采访中，你都说上海对你而言，精神上的刻度远比四川要大得多。一个人的价值观形成，无非受几个维度的影响：家庭教养，同伴教育，社会环境以及学校的教育。如果回到开始的时候，你在小城的生活，你父母对你未来有什么要求吗?

郭敬明：我一点不认为我有多奇怪的价值观。我的爸妈很普通，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好好念书、好好努力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才能有钱，不然就会很穷，找不到好老婆，怎么才能买大房子，买车，孝敬父母。全中国90%的父母都是这样教育小孩的，很少的精英群体会说金钱不重要，要去关怀人类。我父母不是教授，我现在作为公众人物，（人们）对我可能有更多要求，但是回到最初十几岁的时候，我哪会有那样的想法。这个价值观是错的吗?我觉得一点都不错，它很朴素，每个人都想过更好的生活，我父母对我要求的前提是不能犯法，不能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得靠自己的努力，这是我父母给我的基本教育。

我的价值观是从小形成的，只要不犯法，靠自己的双手，辛辛苦苦工作过上好日子，别人就不要干涉我，你管我怎么花钱，管我怎么去选择我的人生，我又没有去杀你，没有去走私、贩毒，我合理地享受生活。我赚了这么多钱，不用就对了吗?还是说要全部捐给别人?这是一种道德绑架。不能因为有钱，就定义这是罪恶。要看他如何得到钱，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钱。要是赚了钱去嫖娼，就是值得批判的。但是在合理的范围内，买名牌就有错吗?那干脆把所有名牌店都关掉好了。讲名牌、讲物质就有错吗?说我的电影在宣扬，那所有的时尚杂志不是更疯狂吗?把所有时尚杂志先关掉好了。

我觉得大家把它上升到了极端的对金钱的仇恨。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得到的钱，只要有钱就是错，就一定会产生对立。

问：这和中国社会发展矛盾和贫富差距有关。

郭敬明：对，我觉得我扮演了一个催化剂的作用，一个符号的作用，让人们去争，但实际上我并没有要煽动、挑战什么。以前爸妈每个月给我1500块钱，我就在1500块钱内生活。除了交学费、食堂伙食费，剩下200块，就买200块的鞋子，剩下500块就买500块的书。现在可能一个月不是1000块钱，是10万块钱了，我如果还是按原来那样来花，那样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不管是我，还是《小时代》，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问题，都不是矛盾的源头，矛盾取决于中国现在的社会环境，贫富分化，不公平的待遇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突然有了这样一个现象，给大家一个地方去宣泄，所有情绪都往这边走。

问：你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是从什么时候?坦白讲，是不是最初也有逆反心理，“你们这样说我，我反而要炫富给你们看一看”?

郭敬明：我觉得之前也有炫富的阶段，但不是你说的这种心理，而是很朴素的。比如男孩买了辆山地车，会很想给朋友看，女孩买了漂亮裙子，会想给闺蜜看。还是小朋友的那种有了好东西的心态。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忽略了自己作为公众人物的示范效应。2004、2005年，那时不太成熟;但是现在，你看不出我穿什么品牌，我也很少会对外提及我用的什么、穿的什么，也很少会聊这样的话题。确实我也渐渐过了迷恋品牌的年纪，我觉得舒服就好了，不用再去证明什么了。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还感到有些害怕，社会有一个既定的标准去衡量你，要求你，这个时候你还是要强化自己的安全感。现在除了隆重、正式的场合，我也不会过分讲究什么。以前是不讲究不行，别人会要求你。现在不讲究，别人不敢说你不行。当你越强大，自我越完整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用外界的符号去定义你自己，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符号，一个品牌的形象。就像乔布斯，永远就是一件黑毛衣，你也不能说他什么。

问：你在自贡小城的生长经历，是让你觉得到上海面对繁华之后，有自卑感、不安全感的基础来源吗?

郭敬明：可能前一两年，大一、大二刚进学校的时候会有。但是我很快就开始写书赚钱了，所以那个阶段没有持续很久。那时候我不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顶多对上海有向往，但回到校园，大家都是学生，有人比你（条件）好，也不会那么夸张，不会像现在这个程度。父母那时候给我的钱不记得了，可能不到1000，这还包括学费那些，剩下来不多。那时在学校里不想花钱就不会花钱，但是要进城就不一样了。让我头疼的是，我是学影视工程的，要配用设备，DV什么的，十几年前的自贡还不知道DV是什么，上海也还没普及，老师让我们买，对我的家庭条件来讲还很困难。

那时眼界很封闭，根本不知道一个杯子可以卖到几千块，一双鞋可以卖到1万，当时跟同学的差别可能就是我的鞋子500，你的鞋子1000。那时有压力，但是没有到受不了的地步。反倒是成为公众人物，进入娱乐圈之后，压力陡然放大了。就是刚成名那两、三年。

问：在小城生活，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在大城市里立足，但仍然有着小城青年的自卑和劣根性的这样一种人，这是（指凤凰男）贬义词吗?

郭敬明：自卑在我身上越来越少了，几乎不会有明显的存在。但周围有朋友说我骨子里还是像乡下的小孩，喜欢热热闹闹的，吃饭、出去玩要带一大帮人，有天生热情的张罗感。但是从小在纽约、东京生长的小孩，那种冷漠和隔阂是很难改变的，可能自己享受红酒、美食。我觉得我这样也挺好的，不是坏事，我性格里就是喜欢分享的。我当作家的时候，身边有很多喜欢写东西、有才华的人，我就想帮他们宣传，推他们，为他们站台，这样我们公司也会越来越好，我本质上是希望身边的人都越来越好。我拍电影之后如果身边的人想做导演，我就会尽力去推动。我希望有这种热闹的感觉。

问：28岁的时候你立了遗嘱，你是很怕死的人吗?

郭敬明：我不怕死，主要是我死了之后有太多事情。如果我只是小白领，每月一两千块钱，能留给别人什么呢?没有立遗嘱的意义。但是天灾人祸说不准，不能抱着撒手不管的心态，你的公司、父母、伙伴怎么安排，留下那么多的问题，不能撒手不管。我是掌控性很高的人，我喜欢我的人生是规划出来的。我的状态是，现在大家都是以我为核心在工作、生活，我怕因为我的问题造成他们巨大的变动。不管我在不在，我都希望他们能安稳地发展，哪怕给他们两三年的缓冲期都好，他们能在这个缓冲期里再找新的工作，而不是我突然没了那种状态。

问：你的那些随笔、散文当中能反映出你内心强烈的不安全感。你曾经写过，“我要挣足够多的钱，让父母在晚年身体不好的时候可以治病，甚至换命。”这种不安全感是一直伴随着你吗?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掉吗?

郭敬明：可能就是在父母方面上比较较真。我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跟你动怒，但是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要碰，这是我的底线。我一方面很喜欢他们，随之而来的是，我很怕他们离开我。虽然现在我没有一直跟他们在一起，但是我心里有一个屏障，哪怕退到最后的位置，我还是一个儿子，这个身份是最底限的安全感。但是他们去世了，我连最后一个身份都没有了，这是比较可怕的。

我小时候和他们关系非常好，如果有一天，明明我知道是花钱可以解决（父母的健康）的问题，而我没有钱，我会恨死我自己。往往很多疾病是没钱治而放弃，我看到这样的新闻会受不了，我太容易被这样的东西刺到了。写母亲、父亲的电影我不喜欢看，对我的冲击太大，我尽量少碰这样的东西。所有尽量有一个准备在那边，怕突然有一天遇到这样的状况。

其他方面的不安全感已经渐渐冲淡了，你自己越来越强大，就不太怕有所谓的失去，失去了会再有，钱还可以再挣，但还是有些是你无力改变的，比如衰老、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