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厚生劳动省2016年公布人口动态统计报告显示，该国出生人口约为97.7万，这是自1899年实施统计以来，日本出生人口数量首次低于100万。那么，为何日本新生儿越来越少?很多人认为这是20多岁的年轻人缺乏浪漫，以及女性大量进入职场所致，但一个被严重忽视的因素是，年轻男性更难找到稳定的高收入工作。

日本人口正在缩水。自从该国政府从100多年前开始跟踪调查以来，去年的新生儿数量首次低于100万，而该国人口总数也减少了30多万。长期以来，人们指责日本的年轻人，谴责他们没有足够多的性生活，而女性也被谴责将事业放在结婚和成家之前。但是，关于这个国家的低出生率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日本的出生率之所以下降，可能是因为在日本经济中，年轻人（尤其是男性）能找到好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

在这个男性仍被普遍认为是养家糊口主力的国家，缺少好工作可能会造就更多不愿结婚生子的阶层，因为他们及其潜在伴侣都知道，自己负担不起这些费用。杜克大学的文化人类学教授安妮·艾利森（Anne Allison）最近发表学术论文——《日本：不稳定的未来》（Japan: The Precarious Future），她说:“日本的性别因素与世界各地的趋势非常一致。日本出生率下降了，甚至连耦合率（coupling rate）也在下降。人们会说，首要原因就是经济不安全。”

在日本，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日本经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失业率也在3%以下。但是，不断萎缩的经济机会源于一种更大的趋势，那就是全球的自然趋势：不稳定的就业人数增加。自战后以来，日本有一种“常规就业（regular employment）”的传统，正如劳动专家通常所称的那样，在这种传统中，男性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这些工作给他们带来了良好的福利、可靠的加薪。他们知道，如果努力工作，他们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工作直到退休。

然而现在，天普大学日本校区教授、多部有关日本著作的作者杰夫·金斯顿(Jeff Kingston)表示，日本约40%的劳动力属于“非常规就业”，这意味着他们不为那些能确保整个职业生涯稳定的公司工作，而是从事临时拼凑和兼职工作，这些工作往往工资很低，福利待遇也不好。当然，这些临时工作也被计入政府统计数据中。

在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只有大约20%的“非常规就业”人员能够找到固定工作。据金斯顿说，在1995年至2008年间，日本的“常规就业”人数减少了380万，而“非常规就业”人数增加了760万。日本的“非常规就业”人员有时又被称为“freeters”，这是自由职业者和德语词汇arbeiter的结合，意思是“自由工人”。

金斯顿表示，日本“非常规就业”人员的兴起始于上世纪90年代，当时日本政府修订劳动法，以扩大中介公司雇佣临时工和合同工的范围。然后，随着全球化对企业带来的压力越来越大，迫使它们削减成本，导致日本企业越来越依赖临时劳动力，这一趋势在大衰退期间加剧。

金斯顿和日本女子大学教授大泽真知子(Machiko Osawa)表示：“这是日本就业模式中一种新的主要发展趋势，作为应届毕业生和普通员工，越来越难以在职业阶梯上立足。”大泽真知子曾在《日本：不稳定的未来》中撰文，题目为《风险和后果：改变日本就业模式》（Risk and Consequences: The Changing Japanese Employment Paradigm）。

在这种强调男人为养家糊口主力的文化中，对婚姻和生育产生了重大影响。没有固定工作的男性被认为是不理想的婚姻伴侣。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凉介西田（Ryosuke Nishida）说，即使一对夫妇想结婚，而且都有“非常规就业”工作，他们的父母也可能会反对这样的计划。金斯顿称，在30岁左右的“非常规就业”员工中，约有30%的人已婚，而全职员工中有56%的人选择结婚。

凉介西田表示:“日本人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男性应该找到稳定的工作。如果你毕业了，但却你找不到一份普通员工的工作，人们会把你看成失败者。”凉介西田还称，在日本还有一种另类的棋盘游戏，被称为《The Hellish Game of Life》。在这个游戏中，那些没有固定工作的人会在游戏中挣扎求生。

寻找全职工作的女性也经常发现，自己通常也会找到“非常规就业”工作，这对养家也有影响，因为工作时间是不可预测的，薪水也很低。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没有好的工作，那就会成为婚姻的障碍。因为大约70%的日本女性在生完第一个孩子后就会辞职，并在一段时间内依靠丈夫的工资度日。

日本大城市的女性宣称，她们已经厌倦了可靠男性的匮乏。在东京的时候，我参观了相亲公司Zwei组织的活动。数十名女性聚集在一个小工作室里，在日本南部的宫崎县参加烹饪课程。Zwei举行此类活动的目的是，努力让培训者对东京之外的生活和男性产生兴趣。

Zwei的商业模式是为日本大城市中的女性与日本其他地区的男性牵线搭桥，因为这些男性更有可能找到好工作，并被认为是可信的伴侣。Zwei的工作人员高田（Kouta Takada）表示:“这个城市的男人不是很有男子气概，他们也不想结婚。”最近一项针对年龄在18岁到34岁之间的日本人的调查发现，近70%的未婚男性和60%的未婚女性没有恋爱关系。

我还参观了POSSE的办公室，这是一个由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团体，他们想要为年轻人建立工会。该组织主席金野春树（Haruki Konno）称，有些从事“非常规就业”工作的年轻人变成了所谓的“网吧难民”，即住在日本网吧小隔间里的人。其他人则与他们的父母一起生活，或者继续享受福利。

即使是日本的“好”工作也可能是残酷的。POSSE计算发现，“非常规就业”人员平均每月收入约为1800美元，但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租房、偿还大学贷款上，还要支付日本的社会保障计划。剩下的钱无法让他们继续生活下去。金野春树说，日本大约1/4的大学毕业生可以找到好工作，这与那些上了名牌大学的学生比例大致相符。而其他人都处于挣扎状态。POSSE的另一名成员岩乔优希（Makoto Iwahashi）表示：“20多岁的男人中，他们没有家庭或房子的概念，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不现实。”

“非常规就业”激增不仅仅给那些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带来问题。金野春树称，这也让公司觉得他们可以更恶劣地对待自己的普通员工，因为那些人觉得有一份工作已经很幸运。了解20多岁和30多岁的人都渴望得到固定工作，公司雇佣了很多年轻人，迫使他们长时间工作，几乎没有加班费，而大多数人都无法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来。

长期以来，日本始终有加班文化，甚至有个专有日本词汇——“劳死（karoshi）”，以形容那些因加班猝死的人。但金野春树说，自从大萧条以来，日本的经济已经恶化。因为公司已经意识到，在日本很难找到好工作，因此他们迫使员工更努力地工作。

金野春树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书《邪恶公司：吞噬日本的怪物》（Evil Corporations：The Monsters Eating Up Japan），他用了“Burakku Kigyo”这样的短语来描述那些以这种方式利用工人的公司，它的意思是“黑暗公司”或“邪恶公司”。这个短语后来成了日本的流行语。许多记者和劳工维权人士现在颁发了一份年度“Burakku Kigyo奖”，该公司对待员工最差。

金野春树表示：“作为一名普通员工，很难找到这样的工作，而那些招聘的地方具备更大优势，会尽可能地利用工人。”其结果就是，即使是日本的“好”工作也可能是残酷的。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可能挣到足够的钱来养家糊口，但是他们通常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约会，或者除了工作、睡觉和吃饭以外什么都不做。许多人压力很大，几乎无法正常生活。

在POSSE，我遇到了一个名叫松原柔（Jou Matsubara）的年轻人，他毕业于日本著名的私立大学Rikkyo Daigaku。松原来自一个工薪阶层家庭，他认为自己在大学毕业后就实现了“日本梦”，在日本住房建筑商Daiwa House Group找到了工作。该公司宣传自己是个伟大的工作场所，但松原表示，很快就证明了恰好相反的事实。

尽管公司规定员工在晚上7点就可以下班，但松原每天都要工作到深夜。员工必须在下午7点前打卡离开，即使他们还在工作。他们每人都被发放ipad，这样即使他们不在办公室也要参加会议。如果他们不打卡，手机立刻就会被呼叫，要求他们立即打卡“下班”。松原说:“你实际工作的时间和你所记录的工作时间绝对不同。”

松原几乎没有个人时间，他被要求在周二和周三接受房地产认证，这是他被告知他可以获得自由的日子。这种生活方式使约会变得不可能。他说，他最接近女性的时候是老板把他拉到酒店的夜总会，然后让他买单的时刻。一年后，长时间的工作和压力开始影响松原的健康，他陷入睡眠困难状态，并开始听到声音。他称自己陷入了一场“大萧条”，因为他从这份普通工作中得到的经验与自己的想象是如此的不同。

松原表示，他曾多次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因为他无法呼吸。最终，他患上了神经衰弱。松原称，公司强迫他辞职，然后要求他返还住在公司宿舍里而攒下的钱。松原现在靠领取福利生活，他说:“Daiwa House Group毁掉了我平稳的生活。”他估计，在与他共同入职Daiwa House Group的800人当中，有600人已经辞职。

当然，日本并不是唯一一个有员工宣称自己遭到雇主虐待和过度加班的国家，它也不是唯一一个在当今经济中看到临时工人增加的国家。但有几件事将日本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区别开来。第一，在日本文化中，“常规就业”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以至于那些找不到固定工作的人，无论他们的资历如何，都经常受到其他国家的人无法忍受的批评。东京工业大学教授凉介西田说：“在日本有这样一种趋势：当有人没有工作的时候，人们就会责怪他们。”

第二，日本文化鼓励努力工作和长时间的加班，因此在老板离开前下班是很不礼貌的。抱怨长时间工作的人可能不会从朋友和家人那里得到太多的同情，更不用说政府了。第三，日本是个工会力量薄弱的国家，人们通常会专注于与公司合作，并保留现有的好工作，而不是代表所有工人进行战斗。凉介西田表示:“这里的工会是为公司而建的，它们的效率很低。”

但日本的问题确实会对其他国家产生影响，比如美国的临时工作很普遍，而且每年的工会力量都在变弱。正如我之前所写的那样，由于制造业和阿片类疾病的流行，许多地区的男性都在苦苦挣扎。研究表明，随着男性经济前景的衰退，他们结婚的可能性也会下降。美国生育率已经处于历史低位，而男性经济状况的恶化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及其政府已经将有些人的注意力转向了日本糟糕的工作岗位增加方面，但批评人士说，日本政府做得还不够。一个政府的劳工改革小组已经提议，限制公司要求员工每月工作最多达到100小时的加班行为。今年，日本政府首次公布了超过300家违反劳动法的公司名单，希望会让它们改变自己的做法。但总体而言，安倍政府是支持商业和反监管的，它的改革很少带来真正的改变。

长期以来，安倍政府和整个日本始终在致力于解决日本不断下降的出生率问题。这些承诺中的许多都致力于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关系，这无疑是问题的一部分，但并非是全部。尽管日本男性长期以来拥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比该国女性要多，但他们也需要帮助，以便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找到稳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