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以玩游戏为主的“网瘾少年”早已不是新鲜的话题。据2009年《中国青少年网瘾数据报告》中称，当时全国已有2400万网瘾少年，现在更已是天文数字。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主任陶然教授从1994年开始进行成瘾医学研究，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青少年网瘾的形成和治疗。他在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95%的网瘾少年是网络游戏成瘾，而网瘾的形成多与家庭教育欠妥、家长陪伴不够有关，其中“93%的网瘾少年缺少父爱”。

男女比例9比1

理工男生成网瘾重灾群体

在大兴区一条很不起眼的小路边，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坐落在此。2006年，该基地由共青团中央、文化部、中央文明办等九部委联合授牌。时至今日，已经收治了约9000名网瘾少年。

现在，这里暂时收治着30多名“学员”。虽然陶然一直坚持将网瘾定性为精神疾病，但是在基地，所有的孩子都被称为“学员”。“孩子们其实就是来学习的，学什么？学怎么与人正常交往，把他们从虚拟世界拉回到现实生活中。”

进入基地，所有的学员都不被允许使用电脑和手机。在准军事化管理下，每天进行集体生活，包括队列训练、拓展活动、点评互动、学唱军歌等。北京晚报记者看到，孩子们穿着统一的军装，情绪饱满地高唱军歌，与普通的军训学生似乎并没有区别。

陶然表示，在接受治疗前，学员们很难与人正常沟通。“这些孩子刚进来的时候，连说话都要教，他们长期沉浸在网络虚拟世界中，一到现实中就不会说话了。”学员们每天有大量的时间，开展分组“点评互动”，要把原来对着电脑屏幕、用键盘敲出来的“话”，向身边的小伙伴们大声说出来。

基地里的学员平均年龄17岁，男女比例9比1。“孩子们其实非常聪明，很多都是高智商，甚至是名校学生，清华、北大等一类大学的学生都有，而且以理工科为主。”陶然表示，理工男学习本身可能就需要大量使用电脑，而且与文科男比较，理科男相对比较内向、不善于表达，这些都是形成网瘾的潜在原因。

93%缺少父爱

网瘾少年普遍缺阳刚之气

与一般戒网瘾中心不同的是，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每一名学员都要求必须由一名家长陪同。

“家长陪伴，除了对我们起到监督作用，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也是学习——学习怎么教育孩子，怎么跟孩子沟通。”陶然告诉北京晚报记者，在早期治疗中，因为没有家长参与，网瘾的反复率高达60%；自从邀请家长参与后，反复率只有20%至25%。

陶然发现，网瘾的产生，家庭原因占主导，尤其是父亲占主要原因。数据显示，93%的网瘾少年缺少父爱。“为什么我们基地男孩子多？因为男孩子天生比较认同父亲，如果缺少父爱，更容易产生问题。”

在网瘾少年家庭中，大量存在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况，父亲在外打拼，母亲在家照看孩子。“妈妈一个人带孩子，很容易精力不济，孩子只能在家里玩。孩子到青春期出现叛逆情绪，缺少了爸爸的权威、榜样、规则，仅靠妈妈，很难教育孩子。”陶然认为，缺少了父亲所代表的阳刚、威严，男孩很容易偏阴柔、不自信，身体也比较虚弱。

而平时缺席家庭教育的父亲，一旦发现孩子的问题，喜欢采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这又会造成孩子的逆反心理，激化矛盾。“有些孩子就用刺激父母的方式来对抗，沉迷游戏。”

85%异地上学

陌生环境缺自控易成瘾

除了缺少父爱，网瘾少年的家庭，另一大特点是对孩子采用控制型教育方式。

“所谓控制型，就是家长以说‘不’为主，不准干这个、不准干那个。不准出去玩、一味强调学习。”陶然认为，这会压缩孩子的心理成长空间。“其实有些家长不明白，孩子通过玩，就能学到很多人际交往的技巧。”

陶然告诉北京晚报记者，在控制型教育方式下长大的网瘾少年，送到基地来的时候，经常被发现已经不会“玩”了。“他们会玩电脑，但是不会跟人玩，我们要教他们怎么跟同龄人玩。”实际上，在孩提时代，正常的玩耍中发生的合作、冲突、沟通、包容等，都会让孩子渐渐学会如何与人交往、如何换位思考、如何自我控制。

数据显示，基地里有85%的孩子是从外地来京上学。陶然解释，到了陌生的环境中，身边没有家长，也没有朋友，属于控制型教育方式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不会自己建立人际关系，只会跟电脑玩，而且由于从小不会自我控制，在陌生环境中更容易失控，形成网瘾。

基地里，有1/5的孩子被学校除名，不乏被名牌大学除名。陶然总结出了规律，他发现每年暑假，学员数量就会大增。

被国际认可

9大标准界定是否有网瘾

陶然给基地里学员设定的疗程一般为半年，在家长陪伴之下的半年治疗中，学员们主要学习怎么解决人际、认知、情绪、行为四大问题。

“网瘾少年没有正常的社交，而人是社会型生物。我们其实是把孩子成长过程中应该正常接触到的社交技巧，再重新教给他们。”陶然说，成瘾是一种病态的记忆，不管是物质成瘾（如毒瘾），还是非物质成瘾（如网瘾），大脑会对某种特定的感觉（如快乐）产生记忆，如果再重复追求这种感觉，就形成“瘾”。经过半年的治疗，大脑中一种承载成瘾快乐的蛋白质就会慢慢萎缩，从而渐渐戒除网瘾。

除了临床治疗，陶然还主持制定了《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以下简称《标准》）。2013年，美国精神病协会（APA）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在第三章“网络游戏成瘾章”中，首次全盘采纳陶然制定的《标准》。这是中国人制定的标准，首次在世界精神疾病诊断领域被国际认可。

《标准》一共9条：1.渴求症状(对网络使用有强烈的渴求或冲动感)；2.戒断症状(易怒、焦虑和悲伤等)；3.耐受性(为达到满足感而不断增加使用网络的时间和投入的程度)；4.难以停止上网；5.因游戏而减少了其他兴趣；6.即使知道后果仍过度游戏；7.向他人撒谎玩游戏的时间和费用；8.用游戏来回避现实或缓解负性情绪；9.玩游戏危害到或失去了友谊、工作、教育或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