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托儿所成本高，服务标准不同；普惠托儿所供应不足，企业参与热情低——

0~3岁职工子女托儿困难，如何解决？

本报记者 张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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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会带孩子已经成为困扰许多适合教育的家庭的一个实际问题。业内人士建议，市场托儿所应及时明确准入条件和监督制度，稳定发展预期，形成健康的市场秩序；包容性托儿所应实施现场、设施等配套支持政策和补贴标准，进一步调动企业参与托儿所的积极性。

8月29日，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女职工王颖告诉记者：我儿子两岁开始上托儿班，4000元的托儿费相当于我一个月的收入，但为了回到工作场所，他只能‘肉痛’。

随着国家放开二、三孩生育政策，谁带孩子已成为困扰许多适育家庭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双职工家庭。

8月16日，国家卫生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17个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和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3岁幼儿。

如何实现幼儿护理？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护理机构应及时明确准入条件和监督制度，稳定发展预期，形成健康的市场秩序；包容性护理机构应实施场地、设施等配套支持政策和补贴标准，进一步调动用人单位参与护理的积极性。

成本高，选择空间小

王颖为了选择一家价格合适、服务可靠的托儿所，直言不讳地说费劲。一个月内，她多次考察七八家机构。

大部分条件好的机构都是集团化办学，月费6000多元，收费2000元~大多数3000元的人都是小机构。王颖说，青岛普通上班族的月薪约为5000元，5000或6000元的托儿费确实让工薪家庭难以忍受。

除了托儿费用高，托儿机构数量不足也困扰着许多职工家庭。

孙燕住在青岛崂山区，周边有十几所公立和私立幼儿园，但是0~3岁的托儿所不到5家，都是市场化的。孙燕平时工作很忙，离家最近的托儿所开车要20分钟。堵车要30分钟以上，很不方便。

职工王颖、孙艳的经历基本反映了中国目前的0~3岁儿童面临托儿困难。

8月17日，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郝福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国内调查显示，无人照顾婴幼儿是阻碍生育的主要因素。约三分之一的城市家庭有托儿所需求，但实际上供应相对不足，尤其是普惠服务供应。

截至2021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已达29所.根据企业检查数据，我国托幼相关企业只有7万家.6万个。

机构经营面临困难，“摸着石头过河”

王晓涵是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松果儿托儿成长中心负责人。2021年12月，她在社区开设了这家小型托儿机构，目前有3个班和55个孩子。因为周围大部分都是农民工，她把托儿费定为每月1880元。

对于家长们关于“托育机构费用高”的吐槽，王晓晗有自己的苦衷：目前，大部分托育机构都是市场化经营，房租、设施、人员成本等也逐年上涨，“比如我们中心，每年房租、水电、12名教师的薪酬，这些成本就有100万元左右，加上疫情影响，现在几乎每个月都在赔钱。”

9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杜希雪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目前托儿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9个成都是盈利机构，受疫情影响，导致托儿机构主要面临降低成本、稳定招生、应对风险三大难点。

据杜说，在早期阶段，托儿所已经按照规定享受了一些包容性的救助和支持措施。一些地方还探索建立财政支持机制，通过专项补贴、奖励补贴、水电价格等形式支持托儿所产业的发展。他指出，在实施托儿所服务的支持政策时，仍有挖掘的空间。

王晓涵还告诉记者，与普通幼儿园不同，婴幼儿园有乳儿班(6~12个月，托小班(12个月)~2岁)，托大班(2~3岁)三类可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种服务，但在课程设置、服务项目、定价等方面，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

期待普惠托育破局，实现幼有所托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托儿服务政策和法规体系，使职工家庭幼有所托。

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了《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儿护理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养老护理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了护理服务的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自2020年以来，新修订制定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增加或设立了特殊规定，规定发展护理服务；《十四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到2025年，3岁以下婴3岁以下婴幼儿的托位数将达到4岁.5个。

随着国家顶层设计的出台，各地也在探索普惠托育的破局之道。

北京出台方案，提出加强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建设，打造“一刻钟”托育服务圈；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大型园区为员工提供托育服务。

杭州探索公园嵌入模式，同时规划工业园区1万多人的教育和托儿配套用地，支持公共建设和私人建设，由多个用人单位和托儿机构分担成本和责任。

广东省首次将包容性托儿服务专项行动和托儿服务升级纳入广东省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点项目，明确公立幼儿园总数不低于50%。

记者在接受采访时了解到，一些单位仍然持观望态度，主要原因是担心不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要求，增加业务负担，承担安全责任。

对此，青岛市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部主任李红军表示，用人单位的委托仍然是一件新事物，可以充分发挥工会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调动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

李红军说：大型用人单位单独经营或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承办，同系统或同行业单位采用联合经营，员工密集地区依托社区经营，是可行的托管模式。

来源： 工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