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不仅生动地描述了过去，而且对现在和未来也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社会各界的捐赠。例如，爱国民主人士张乃器及其家人向中国国家博物馆捐赠了大量文物，包括新石器时代的商代饕餮青铜、玉器等珍稀文物。邓拓向中国美术馆捐赠了100多件中国古代绘画珍品，包括苏轼的《潇湘竹石图卷》和沈周的《萱草葵花图》，填补了中国美术馆藏品在某些领域的空白。借助上海博物馆云观展平台，让我们走进繁荣的青春——上海博物馆文物展。

(明)沈周《谢安东山图临戴文进》(局部)(北宋)王安石《楞严经》(局部)

毫无疑问，这次展出最重要的大克鼎。西周中期的大型青铜器于1890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经过几次转手，它最终被苏州收藏家潘祖荫大量购买，并与另一个周代的重型青铜器聚集在潘家。抗日战争期间，为了防止这两件国宝落入日本人手中，潘家后裔潘达连夜将克鼎和盂鼎埋在房子里的地下。尽管日军派兵到潘府搜查，但他什么也没得到。1951年，移居上海的潘达宇将两个宝鼎赠送给刚刚成立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9年，大盂鼎被调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而大克鼎则保存在上海博物馆。仔细看看大克鼎，上面的图案是西周的波浪图案，不同于商代青铜器精致的图案，更粗糙，内壁有铭文290字，密密麻麻的金文，记录了制造商是克，他接受了周王的官方任命和奖励。“三足鼎立”“一言九鼎”“革故鼎新”，与“鼎”有关的成语，如今已深深地印刻于国人记忆里。

点击鼠标，步进入古代书画馆，最珍贵的是晋唐宋元书画。在书法方面，有商代甲骨文、西周青铜铭文、战国楚简、东晋王羲之墨宝唐抄、唐人怀素真迹、元代赵孟复、杨维珍等重要墨迹。在绘画方面，唐代孙位的《高逸图》卷、五代徐熙的《雪竹图》轴、东源的《夏山图》卷、北宋郭熙的《幽谷图》、赵霁的《柳鸦芦雁图》卷、倪赞的《渔场君子图》、元代王蒙《青边隐居图》等。

1985年由王南屏、方淑嫣捐赠的北宋王安石行书《楞严经旨要卷》极为珍贵。到目前为止，只有两部作品被公认为王安石的真迹。一个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过从帖》，只是一张公文笔记，只有41个字；另一个是上博的卷子，不少于千言万语。本卷是王安石去世前一年亲自校正《楞严经》中《观世音发妙耳门》一节的文字。自署：余归钟山，道原假楞严本，手自校正，刻之寺，时元丰八年(1085年)4月11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作者65岁。纵观整体作品，淡墨疾书，笔画清劲，虽然行次紧密，空白少，但没有耀眼的感觉。它的笔似乎不经意间，却有闲散萧散的韵味，清劲峭拔的气息。文公学杨凝式，人少知之。黄庭坚说：荆公书法奇古，就像晋宋人笔墨。苏轼总结道：荆公书得不到法律，却不能学。”

在绘画方面，清代同治光绪皇帝、状元宰相翁同和五世孙翁万戈捐赠的《临戴文进谢安东山图》相当抢眼。54岁时，青绿山水立轴为明代中期吴门画派的沈周临摹了浙派首领戴文进的同名作品，描绘了东晋与著名首相谢安隐居东山时与众一起游览山水的场景。沈周山水画师法元代黄公望与吴镇，远溯五代董源、巨然，而戴文进宗法的是南宋马远、夏圭，以风格而论，前者为南方山水与水墨画的传统，后者为北方山水与宫廷画的传统。

中国印章起源于商代。殷墟考古发现的商代铜玺证实，印章已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使用。春秋战国时期，官方印章作为官员或官署职权凭信形成制度，标准化私人印章形式逐渐稳定。一枚小印章作为立体文化遗存，既保留了中国文字演变的线索，又反映了印章制度的历史。文鹏是吴门画派领军人物文正明的儿子。他从小就深受父亲书画的影响，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成为文人篆刻学校的开山人物，引领了明代中后期文人篆刻的氛围。抗日战争时期，华都安、毛明芬夫妇捐赠的七十二峰深处牙章出土，左侧可见文彭字行书。象牙是宋元以来文人广泛喜爱的印刷材料。由于其材料的限制，大多数工匠需要制作。这张牙章首先是文鹏设计的，然后请工匠用直刀平底工艺制作。印文布白匀整，线条细挺圆润。不难看出，文人篆刻的文字题材更加丰富，逐渐与社会凭信的印章分离，形成了独立的艺术风格。

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里说:云山苍苍，江水辽阔，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文物捐赠者所做的是山高水长之风的体现。

(原标题:文物捐赠山高水长)

来源 北京日报 作者 王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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