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丝绸之路纪律诗人的构成复杂，包括军事诗人、边境官员、游幕文人和清廷流人。在流人群体中，诗人规模最大，诗歌水平也较高。在这些丝路诗人中，乾隆年间纪昀创作的《乌鲁木齐杂诗》160首最为人知。此外，还有洪亮吉的《伊犁纪事诗》42首，祁韵士的《西城竹枝词》100首，福庆的《异国竹枝词》100首，林则徐的《回疆竹枝词》24首，叶礼的《甘肃竹枝词》100首，王曾翼的《回疆杂咏》30首，左肇奎的《伊犁纪事》20首。

清代丝绸之路纪律诗歌的主题大大拓宽，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山川的走向、关塞的危险、物产的分布、民族宗教的关系、风俗习惯的异同、政略军略的得失。由于远离中原，地域辽阔，旅途漫长而艰难，旅行丝绸之路的文人不得不用诗歌娱乐自己。正如齐云士所说:“长途旅行，一辆车开着，你不能和别人说话，所以你必须用诗歌自娱自乐。“(蒙池行稿自序)此外，丝绸之路是中原唯一交流外国、对外开放的渠道，历史文物丰富。无论诗人走到哪里，山川、风土人情、民情、历史遗迹都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自汉唐以来，丝绸之路一直是各种文化聚集、碰撞和融合的关键地区。到了清朝，它已经形成了不同于中原的多元文化特征。因此，在清代丝绸之路纪律诗歌中，诗人们几乎把他们所看到、听到和感受的地形写成了诗歌。

在清代丝绸之路纪律诗歌中，清朝西北边疆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都得到了反映。有些诗可以称之为“诗史”。例如，左宗棠的工作人员施补华写的《重定新疆纪功诗》描述了左宗棠领导西征军收复新疆的整个过程。这首诗是一首四言长诗，共280句，每1120字，其理解价值不容低估。同时，河西走廊和天山的南北地理环境也大不相同。戈壁、草原、雪山、沙漠、绿洲等地貌相互呼应。独特的地理风光在诗人的作品中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特色的诗歌风格。自古以来，丝绸之路就是多民族共存、共同发展的黄金地带。多民族聚居的民俗事务也成就了清代丝绸之路诗歌创作的一大特色。民族习俗和宗教信仰已成为清代诗人吟诵的对象。甚至许多诗人也直接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写诗。所有这些都创造了清代丝绸之路纪律诗歌的独特风格。

就诗人自身的创作风格而言，丝绸之路上壮丽的风景和深厚的历史积累铸就了他们的审美兴趣，影响了诗人的创作理念和风格。许多诗人在丝绸之路旅行后创造了更高的层次，洪亮吉就是一个例子。论者对其丝路纪行诗的评价很高，如“塞外诸诗，奇情异景，穷而益工。"(《国朝诗萃二集》)，“万里荷戈，身历奇险，复奇气喷溢，相信山川能助人。"(听松庐诗)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王朝。在近300年的历史中，发生了无数的重大事件，再次统一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无疑成为清朝最值得肯定的历史贡献之一。乾隆24年(1759年)，清朝中央政权终于统一了天山南北，将河西走廊连接的广阔西域再次纳入中央王朝的领土。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御史曹学民建议重建《统志》，理由是将刚刚重新统一的西域纳入《清朝统志》(《清朝统志序》)。乾隆49年完成的续修书《清代统一》专门设立了“西域新疆统一部”七卷。这次重修“体现了西域少数民族地区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完整统一地图和血肉联系，从而贯彻了国家统一的汇编宗旨”(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乾隆皇帝还颁布了对西北地区的实际测量，将西部地区的节气时间补充到《时间宪法》和新疆舆论收入的《内部政府舆论图》中。这些措施表明，在领土统一后，政治秩序的全面建立和政治领域的认可。嘉庆十七年(1812年)，嘉庆皇帝命令穆彰阿等人再次重建《大清统志》，将“西域新疆统部”明确为“新疆统部”。清朝确定的“新疆”并不意味着新疆。陕甘总督左宗棠总结了张格尔的混乱，抗击沙俄侵略。他所说的“新家”准确地反映了中原士人对该地区的理解和历史情感。

纵观丝绸之路的历史兴衰，我们会发现国家的统一稳定是丝绸之路畅通繁荣的基本前提。和平共处、互利、平等交流是丝绸之路上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实践中达成的共识。因此，追求和平与统一、反映交流与认同是清代丝绸之路文学的主题。

首先，在清人丝绸之路文学的主题表现上，除了传统的风景纪律诗歌外，大量的作品反映了丝绸之路上各民族共同发展西北边境、友好交流、相互理解和认同的文化宗教社会生活场景。这些描述不仅是国家统一形势下的润色红业和赞美，也深刻体现了许多中原士在实地体验后的真实体验。他们的创作无一例外地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概念，即边境的巩固和繁荣，最根本的前提是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如周珠生“喜欢皇帝，嘲笑秦皇帝建造长城”（“呼图壁延迟检查”），这意味着这一意义。

其次，在创作视角的转变上，清代丝绸之路文学的创作者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领土的统一、边界的清晰和国家意识的提高对清代丝绸之路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反映在清代诗人对丝绸之路社会生活的理解、审视、记录和评价中。他们的身份从旅行者和外来客变成了主人翁。有了这样的认识，他们看待边境风光和少数民族文化，更多的是以宽容的善意观察，从“同胞”的角度去理解和认同。例如，施补华的《轮台歌》中有一句话：“大部分衣服仍然是粗俗的，县从新员工开始”，这反映了中央政权虽然设立了县，统一了政治区划，但仍尊重少数民族习俗，说明清代文人逐渐将以汉民族为主的视角转化为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视角。

第三，在形象选择上，反映了清代诗人进步的民族文化心态。在传统的丝绸之路文学作品中，特别是在边塞诗歌中，阳关、楼兰、塞外、孤城、阴山、战场、胡俘等形象往往向读者传达一种荒凉、冷漠的感觉，让人觉得西域是一个粗糙的地方，阳关以外的少数民族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这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地理特征与中原有很大的不同，而由于丝绸之路的断绝，中原与西北边疆的民族交流很少。清朝统一西部地区后，经济发展，中原与丝绸之路交流越来越频繁，所以清朝文人更熟悉广阔的土地，他们的诗歌故意消除边境和中原的隔膜感，通过描述边境风景，不再故意放大文化、地理环境的“异质”特征，表现出求同存异、民族融合的态度。在他们的诗歌中，虽然传统的边塞形象仍在使用，但其文化心态早已改变。“衣冠通天下，风景如江南”(毕远的《抵迪化城有四首歌》)、“春玉门外满，不用听战场声”(和颖的《闻城上海螺》)、“祁连山春如海，开到江南桃李花”(铁保《次和门阮中成寄怀原韵》)，这样的描述拉近了中原与边地的距离，还原了更真实的丝绸之路。它反映了诗人对边疆文化环境的认同。

(作者:侯冬，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